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它们通过直接征税增加收入的能力有限，所以就更倾向于将铸币税作为一种收入来源。
在经济增长转型和企业实体经济盈利改善不显著的情况下，估值有所调整也是比较正常的，主要的估值问题还是集中于创业板估值。目前，市场对于后续股市从异常的动荡状态到弱平衡，再到回归到常态的过程，充满着忧虑的情绪
借今天的机会，谈谈中国债券市场改革发展的一些想法。2005年推出企业短期融资券时采用了发行备案制，2007年又推动成立了自律组织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采取更为市场化的发行注册制，并建立自律管理规则体系，实现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管理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1998年和1999年政策性金融债和国债分别实现了市场化招标发行。今年前11个月，公司信用类债券共发行6．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健全规范化、法制化的信用风险处置机制，做好信用风险事件处置工作，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根据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进一步扩大境外机构投资者范围，引入更多中长期投资者。目前银行间市场托管量占全部债券市场的93％，发行量占全部债券市场的95％。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
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关于监管者如何更好地实施监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往往少见于著述。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三条：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国际上十余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监管专家对全球金融监管中的一些体制机制和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有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晓朴同志翻译的《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略上要有充分的准备。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本文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之《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本书作者为荷兰央行执行董事乔安妮· 凯勒曼、研究主管雅各布布· 德汗、监管专家中心主任费姆克· 德弗里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翻译。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
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 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
所有这些供给端的改革举措，离不开我们投资等等方面综合配套改革一并设计，这方面时间关系我只是点到一个关系，我们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的制度的改革，这还是三令五申不断提要求的改革事项，已经看到行政审批清单缩小到几百项，但是剩下这些都是有关部门看作命根子的实权，进一步在这方面取得改革的实效，就是进一步抓住时机，我们要把已经说了多年的大物质和改革一并考虑，这个当然具体的时机在未来，但现在你必须研究预案对应这样改革的需要，扁平化你是必须结合着大物质改革，加以综合设计的，是我们制度供给管理里面的框架性的问题。要说到我们现在投融资，说到我们的底价关系，价格形成机制，这方面问题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阶段。利用好结构性的对策，也就是把制度供给改革问题放在这里面一起考虑，这样一种处理就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间的薄弱环节，也就是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强化我们的发展后劲，而且这样一些努力会客观上在新阶段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客观建设需要。所以弥合二元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体现我们整个社会经济里面的公信力，要能够使社会成员能够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能够被我们整个体系有效地加以保证，有了这种预期，我们的社会和谐长远发展，才能够真正按照我们意愿掌握好。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越来越跟市场的机制的对接，政府的调控艺术，它首先是在需求管理这个概念，借鉴国际经验和积累自己的经验。这个变化从正面来说，就是我们的收入提高，也就是从低端开始再往上抬，这是一个带有健康因素的合乎逻辑的一种变化，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低端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迅速离我们的远去，再加上人口结构的问题，我们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这个劳动力的人口方面的支撑比较明显的滑坡，土地跟自然资源的表现就是，现在在土地这方面要提供它的重要作用来支撑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间整体拆迁补偿，开始感受到的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近乎从未来发展来看难以承受，比如说咱们北京几年前就知道了，你现在在城乡结合部碰到拆迁的问题，一平米的拆迁对应是5平米，放大5倍商品房的补偿，当然谁碰到这个事情谁非常高兴的，但是整个社会你要想想它的可持续性，还有未来讨价还价机制上还会催生它抬得更高的前景，是不是使我们感觉到，这里面我们面对非常明显的挑战性。
投资机会在这里面成为难以捕捉的一个特定的事项，很多投资者发现，大量的资金找不到适合的投资对象，我们这个金融方面虽然有一系列改革的成绩，但是客观的讲，我们金融改革的任务也只是走到半途，而且某些具体的事项上"行百里者半九十",特别关键的事情放在前面并经受着考验，这三项前面说的供给侧的要素，它的贡献继续发挥出来，但是他们支撑力的下滑已经是不可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成为了一种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它在理论上没有给出多少的清晰的解释情况下，它在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可圈可点。
另外我们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有十几的步伐，比如说到重庆的地票制度，还有土地的不动产相关的上海和重庆两地试点的不动产税、房产税改革试点，它的制度建设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未来在这个方面一定要实质性推进改革的措施。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我们要强调中国国情因素之下，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的阶段到来了，虽然这个概念在学术界还有着激烈的争议。
第二个阶段接下来的10年，要乘势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要忘了，我们1949年建国之后，有多少人支边，这些年有多少的要素的流动，现在统计看出来，国土的面积大概变化不超过1个点，因为边境线上有一些小的调整，仍然是这样42%、43%小半国土上，聚集的人口是多少？94%，只比当年的统计下降2个点，还不要忘了这个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户籍人口，还要考虑流动人口呢，换句话说，现在从80年前中国的人口大概也就4亿人口，现在增加了10个亿左右，接近14亿人了，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基本不变，这个不变的过程中间，中国形成了世界上各个经济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非常之局，这么大的国土上面，实际上少半的国土，承受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口和人口上升过程中间，越来越提升对于资源环境形成的压力，这个半壁压强型所带来的基本国情跟别的国家都不可相提并论。
在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和减负方面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方面要真正抓到文化之所在，在减税的同时，真正有效降低税外的负担，特别是那种让企业感受最痛苦的非常不规则的综合成本，这是中国要解决企业活起来里面的必须抓住不放的真问题。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它设定以后也是成为一带一路上重点的永久设施。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区域之间的差距，我们现在区域差异还相当明显，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中央已经在2000年启动西部大开发以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几十个国家层面批复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都是要解决的区域怎么样协调发展的问题。
所有这些总结起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非比寻常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我们必须在继续运用必要的需求管理的同时，掌握好以改革为统领供给管理的方略，我们未来一旦时间，为了打造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中间的有效机制，必须问题导向从供给侧入手，针对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微观主体的创业创新创造的层面上努力释放潜力活力，通过有效的供给侧的改革来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来对接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这三大国情的因素条件后面我们强调的就是问题导向，必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必须争取在未来按三个阶段去对接伟大复兴，十三五期间最关键是要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现在的指标的要求，每年GDP增长6.52以上就可以实现，虽然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这不是真正的难题，真正的难题在2020年中央的要求，必须使改革的步子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否则按我们的理解，那个时候哪怕实现全民小康，全民小康的价值也大打折扣了，因为如果没有2020年伴我们的改革起着决定性的成果，那我们发展的后劲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了。
它的指标是相当复杂的，它不是需求管理那样一个单一的可通约的样子，它涉及的各种要素，它的指标是不可通约的，是带有非常强烈的结构性特征的，而且你要处理供给管理的问题，还必须结合的制度供给的问题，必须结合一系列慢变量怎么样合乎的意愿，更多处理的经常期的问题，它的复杂性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一套需求的管理使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两次考验面前，我们总体来说给出了比较好的答卷，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反思却使我们意识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不可忽视，所以我们前些年已经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这个角度上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而现在我们认为应该更注意怎么样理论密切联系实际。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反复议论，在三中全会终于起动的公车改革，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会知道，它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这种情况下想强调就是原来在需求管理方面，它的一些基本经验我们必须加以总结和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怎么样更好的区别对待在中国的三农和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等领域。
和它这个相关的，前几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由于外部环境逼着我们设计了三沙市，三沙市面对着2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但是这个框架一旦建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这个海域里面，必须保持有支撑力。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出席并演讲。它处理得好，就是在绝对不会恶化我们总供需的状态下，也就是在新的阶段上面我们的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挑战中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国家综合的竞争力。十三五实践怎么样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坚克难，在取得2020年全面小康的同时，我们基本的改革任务要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第一个阶段。
要再说到中国的创新型发展之路，走创新型国家这样一个在基本国策上认定的道路，那么前几年我们已经启动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研究，形成规划以后，里面确定了很多的重点，比如说十六个重大的专项，它又是一个很典型的供给管理的设计，这十六个重大专项都是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比如最新我们的听到一个令人欣慰消息，就是大飞机终于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争议了几十年纠结几十年，现在我们的大飞机已经进入了取得试航证的阶段。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层面讨论就是中国面临国情制约，我就提出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可回避中国现在面临的国情因素条件，第一个就是所谓半壁压强型，三重叠加的巨大的能源环节和空间压力因素，要提到上个世纪30年代，胡焕庸教授刻划胡焕庸线这种基本国情，当时胡教授把我们东北的瑷珲县黑河作为起点，划一条线连到云南的腾冲，这一条线大概45度角它右下方，东南半壁，统计数据表明，占整个国土的42%左右，而聚集的人口是当时中国人口的96%，换一句说，20分之19以上的人口是聚集在小半国土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差不多80年，一路看下来，居然这样一个数据基本不变。
我们现在在供给侧发力，实际上也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间，国企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后发优势中间争取找到我们的先发优势。我们在教育改革方面，一定要有突破，创新驱动战略方面培养高水平的人才，和调动人才科研积极性方面，一定要问题导向来解决。
我们必须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后两项上，也是国际经验表明，所谓大家热议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来源主要是后两项，科技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不是在前面生产力所说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供给加一个要素，它是加一个乘数，这个第一生产率的第一就是在于乘数上面，我们现在必须抓住科技创新不放才能打开新局面。我们看到中央不断地下发文件，以及现在特别强调的价格的改革，新一轮针对基础能源和能源产品的联动改革势在必行，以后我们的投融资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更多形成的有效投资和PPP机制的对接是势在必行的。